“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中国崛起的特殊历史条件是经济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场地位是当前崛起的目标特征。中国崛起面临制度建设和财富分配两个内部问题,面临着软实力建设的重大任务---

中国崛起中不可避免的战略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在他的书《大国的兴衰》中,保罗肯尼迪彻底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大国中最贫穷的国家,其战略地位可能是最糟糕的。”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将其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个主要指标。这是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不过,保罗肯尼迪也深刻预见到了中国崛起的两个条件。首先,中国领导人形成了“雄心勃勃,连贯和前瞻性的战略,将超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用说西欧了。”其次,中国将“保持经济增长并继续增长,预计这个国家将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是大师的洞察力,而是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崛起的着作经常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戴着有色眼镜,他们的结论或多或少都归因于“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理论”。然而,到目前为止,确实已经阅读了许多严格的,事实性的讨论和预测。这是由Overholt的《中国的崛起》代表的,它是第一个提出并积极展示这一主要命题的人。在沃格尔的评论中,“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思维。” Overholt预测,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形势”,“改变中国的政治”,“改变世界的政治”。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是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讨论要少于国际学术界。这种情况似乎是一种“隐藏和保持低调”,这实际上是避免了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很难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之间很难形成深层次。良性互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理论体系也很困难。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实际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远远不能适应客观需求。

中国经济全球化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前进”的概念,似乎没有“已经”或“意志”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整合程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 “上升”是一个分阶段的长期过程,应该设定周期性特征。目前,它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与中国相互适应的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建立了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中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契机。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之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它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从而也是崛起的环境和条件。寻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一些人有了定期的认识。如逐步改革开放,从制度外部过渡到制度,充分利用内外部市场资源,促进一些地区的发展,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待。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它与前苏联的转型国家不同;它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但它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强大的反周期能力,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机会,例如繁荣时期的出口激增和经济衰退期间资金的涌入。

其他国家无法获得这些条件和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性和反波动性在其他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都无法获得。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的理解,即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复杂而严峻。但是,这些问题无法改变中国持续高增长的趋势。与20年前相比,甚至10年前,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更加充足,或者更加有限;中国的消极因素是不可逾越和无法控制的,或者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和供需平衡来控制。并克服;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旧制度因素或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果消极因素是绝对的和全球性的,那么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理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正在迅速提升,形成了外部世界与中国市场的双重矛盾。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是其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在中国经济结构稳定,负担得起的条件下,必须积极解决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全球通缩等问题。没有“经济民族主义”。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不断增加,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不是中国的蓄意结果,而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者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不会是短暂的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将成为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的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会导致全球价格体系和主要配置的历史性和革命性变化,这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在崛起期间面临两大内部问题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两个内部问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必将给现有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20年里为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提供了空间,那么中国的整体体系建设将在未来20年左右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素质和人文素质;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于“水流最快,最不可预测的地方附近。”“当中国经济和未经改造的部分改革势均力敌时,危险性最大。”这个问题源于中国改革的长期遗产,“没有必要建立控制和管理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制度”(Jim Rovo《亚洲的崛起》)。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撑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或缺的。后两者的不完整性使前者无法充分发展。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表明了权力和市场资源的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和平崛起,中国人的宣言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收入差距的积累与各种矛盾的加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发达经济体的巨大收入差距并不影响其制度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即使采取抑制贫富分化的政策,仍处于社会动荡状态。强国与世界500强企业之间的积极关系表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主导的最佳资源组合),中国很难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已成为空谈。因此,“所有富人和穷人”实际上是一种减缓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财富的平衡,而在于财富集中和重新分配的方式,保护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以及这一阶层人口比例的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该留在解体原因的一般研究中。在苏联解体之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苏共内部利益集团的构成,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转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 。分析这一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至关重要。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有关。消除这些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崛起才能成为国家人民的信心。

中国的崛起需要建设软实力

软实力是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实力”概念的支持者约瑟夫·奈所说,它是“影响他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其中硬性和软性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中国崛起的硬实力部分比软实力部分快,并且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关注。然而,软实力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被忽视的部分。在软实力方面,制度因素比文化因素更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宏伟战略中,应形成软硬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均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成为中国崛起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软实力的作用在于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认同感。与此同时,它吸收世界文化的能力有助于改善和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元素确实可以在润滑剂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中发挥作用,如“温和”,“仁政”,“王”等。道家哲学观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自然崇拜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对其崛起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由于中国的崛起需要几代人的不断斗争,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特殊的意义。毋庸置疑,年轻一代(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确实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存在一些缺陷。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们的宣传和不正当教育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性至上,快速成功的渴望,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青年人的文化取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青年思想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体现。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更具国际化。它们是中国崛起的积极因素。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与外界的摩擦可以减少,也将成为中国内部转型的动力。因此,年轻一代心理状态的变化应该被视为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主流是与历史趋势相一致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决策层面和舆论媒体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育,特别是在国家战略高度建设软实力。

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应该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特别是社会基础部分的双向组合过程。当前,要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育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化的积极性和网络世界中主流文化的缺失已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巨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意味着失去未来的文化影响力,失去年轻一代,失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经济信息化和中国崛起的同步发展,实际上是我们重建思想的绝好机会。中国的崛起必须包括网络文化的发展战略。